2009年4月18日星期六

上个周末,为了想让父亲度过一个愉快的父亲节,我按照计划从首都买了几样父亲平时爱吃的食物,冒着大雨赶回家乡。
一路上,望着车窗外那连绵不断的大雨,我想到家里的一切。这段日子来,家里的生活到底是怎样过的?年迈的父亲是否还能勉强支撑着这个家?这二十余年来,父亲为了我们而饱经风霜、挨饿受冻,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痛苦地挣扎,但却始终不曾发出一句怨言。
父亲每天总是不分昼夜,风雨不改地出海捕鱼,我真担心他那艘破旧的小船能否经得起狂风巨浪的打击?父亲的身体又是否受得了长年累月日晒雨淋的摧残?
在渔村里,父亲被公认为最勤劳的渔夫,而且为人老实,又乐予助人,我感到骄傲,因为有个令我感到自豪的伟大父亲。
父亲虽然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但他非但不反对我们求学,反而鼓励我们努力求知识。记得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成绩公布那天,当我接过那张乙等文凭时,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伤心极了,因为我不能在政府中学继续进修大学先修班课程,眼看理想即将成为泡影,叫我怎能不失望?父亲知道后,温和地对我说:“孩子,别伤心!爸爸决定让你去拉曼学院继续深造一切费用我会给你准备,放心吧!”
这件事一传开,村子里的三姑六婆就常常在父亲面前尝试用些封建言论左右父亲的决定,但是父亲并没有和他们一般见识,更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到首都来。然而我了解家里的环境,以父亲那低微的收入,要维持一家的生活已经非常勉强,怎能负担得起拉曼学院那昂贵的费用?因此我迟疑了很久。
父亲知道我好读书,便坚持要我到首都去。当时我满以为多读几年书,方便以后找份比较好的职业,减轻父亲的生活担子,所以就听父亲的劝告,乖乖地到首都去。
到了拉曼学院,发觉到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其中有不少是富家子弟,每天有私人司机接送,有者还乘飞机回家乡呢!当然也有一小部份的穷家子弟整天为学费烦恼。我在怀疑,难道这些都是命中注定?
我最害怕开学,因为一开学就得缴交学费、房租、伙食费等。每每从父亲手中忍痛地接过那些血汗钱时,心头总是如刀割一般难受。
两个学期后,我因受不了良心的责备而自动辍学。我还安慰父亲说:“爸,我已经学到很多了,可以回来自修,一样可以参加考试呢!”
父亲信以为真,只有我知道自己在编故事、说谎话。但我又何尝不想做个好女儿?
隔天,我又背着行李独个儿到星洲去闯。但以我那高不成,低不就的学问,又怎能找到一份理相的工作?为了生活,我不计较工作的贵贱,我当了工厂女工,也当过家庭女佣,一直到被录取进入师训后,才背着包袱离开星洲。
如今,父亲不必再为我的前途担忧。我多么希望能分担父亲的生活担子,无奈那每个月仅仅的三百四十五元,除去了房租及伙食费,剩下无几了。想到那可怜的父亲和那十个年幼的弟妹,我感到非常抱歉。要等到何时才能负起老大的责任呢?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巴士来到了熟悉的故乡。下了车,沿着那条又窄又烂的红泥路,慢慢地步向归途,心里还一面盘算着如何给爸爸庆祝父亲节呢!
一踏入家门,就发觉到家里的气氛有些异样。怎么二弟、三弟与七弟都包裹着纱布躺在床上?看到父亲那忧虑的神情以及母亲那无助的目光,我紧张地问:“爸、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只是默默无言地望着床上的二弟,母亲伤心地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来。原来前天父亲捕鱼回来,把渔船泊好,正准备整理鱼网的当儿,平安的渔船也正好赶到,由于速度太快,一时失去控制而撞倒一根绑船的大柱。不幸那根大柱向我们的船倒过来,压到二弟、三弟、七弟三人。二弟当场晕倒而被送入医院。经过X光检查,医生说二弟的脑部可能受伤,需要到星洲去接受特别治疗。三弟和七弟只是皮外伤,休息几天就好。仔细看看躺在床上的二弟,那瘦小又黝黑的身子,不时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的样子。我大胆地向父母哀求:“明早就送他去星洲治疗吧!”
“对方不愿赔偿,我们何来这一大笔医药费? ”母亲流着泪说。
隔天,向院方请了两天假,陪父亲带着弟弟前往星洲陈笃生医院,在办入院手续时,发觉到我们带来一千元不够付入院的押底金,只好到处向亲友商借一千五百元。
为了这二千五百元的医药费,父亲显得更憔悴、苍老。父亲啊,我这一趟回来以为能给你带来一个愉快的父亲节,没想到造物弄人,残忍得竞连这短暂的欢乐也不让您享有,难道这些都是命中安排吗?
除了恨“穷”,我还能怪谁? “穷”害得我不能完成大学先修班教育;“穷”迫得父亲日夜奔波操劳;“穷”更让我体验到人生的辛酸苦辣。所以我一定要征服它。因为我不相信这些都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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